《九珠峰翠图》的鉴定（下）

[元］黄公望 剩山图 31.8×51.4cm 纸本墨笔 1350年 浙江省博物馆藏

张珩就曾提出鉴定书画的辅助依据中有题跋可作为一项重要依据，并且分为三类，其中一类就是“同时人的题跋”，可增加画作的可靠性。而此画上有元代杨维桢和王逢题跋二则，是黄公望“同时人的题跋”。王逢的题跋诗最后说“为草玄道人题大痴尊师画”，说明他是为草玄道人题黄公望的画。但是这个草玄道人是谁呢？我考证应为杨维桢，应是杨氏晚年建“草玄阁”而自称或被称为“草玄道人”。那么此图至少曾为杨氏所藏，或者黄公望就是为杨氏所画。因此先来讨论杨氏的题跋问题。杨氏题诗一首，并款下钤印两方。杨氏是黄公望的忘年交，颇多往来。杨氏此跋，笔法流畅，转折自然，笔锋带出的游丝在笔画间、上下字间，若有若无地非常自在，绝对不是描摹所能做得到的。在章法上与杨氏《张氏通波阡表》类似。此书用笔的粗细轻重，加上许多捺笔的章草法，是合于杨氏书法的通性的，应为无可怀疑的杨氏真迹佳作。

这就使得王逢的题跋是否为真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杨维桢题诗未述及画者，而恰恰在王逢的题跋中说明这是“大痴尊师”所画。我们先来看此题本身的书法，书字较小而且轻重变化较少，然用笔转折非常纯熟，绝无凝滞，绝不像是临本。况其用笔结体不但有相当的水准，而且很显著地合于一般元末人的书风。又与杨维桢的题跋不是同出一手。王逢其人其书不甚显，仅仅通过此跋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我在研究之初也是对王逢不甚熟悉。后来就在台北故宫找到了至少三件王逢的书迹可以用来和此题进行比较：《元明人词翰卷》中的王逢《书五言古诗》，题宋人画《问喘图》，题元朱德润《林下鸣琴图》。这三件与此题进行比较即可发现，各篇神气、用笔，尤其是名款“梧溪王逢为草玄道人题大痴尊师画”，以及“王原吉氏”“俭德堂”“茂林修竹之所”“梧下生”这四方印，其钤印的位置、大小、印泥，都可以看出是属于同一套印章。包括后来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的收藏中，又见到王逢墨迹册页，书法、题跋、印章均与以上作品符合。

此画之所以定为黄公望，其证据除了画风的现身说法之外，是因为王逢的题款中说明这是黄公望的画。虽然王逢较黄公望年轻50岁，但黄公望去世时王逢也已经36岁，而且两人在生前也不是泛泛之交！王氏《梧溪集》卷四有《黄大痴山水》一首，有句云：“十年不见黄大痴，……大痴与我忘年交……大痴真是人中豪。”所以说，他们之间的这层密切关系，只要证明王逢的题字是真迹的话，也该足够证明此画是真迹了。查王逢题此画时（1363～1370），虽然黄公望已经下世（黄氏卒于1354年），但也最多不过十几年的时间，而且中间还多了一层杨维桢的关系。黄公望去世时，杨氏已经59岁，难道杨氏还会认错吗？何况此画大有可能就是黄公望画了送给杨氏的。

[清］王时敏 虞山惜别图 134×60cm 纸本墨笔 1668年 故宫博物院藏

王逢也小杨维桢24岁，但是我们通过王逢《梧溪集》中与杨维桢的诸多诗文唱和可见，因为杨氏欣赏王氏的才情文学的关系，所以此处杨氏请好友王逢在他们共同的一位前辈朋友的画上题诗，绝不是很偶然的事了。毫无疑问的一点就是杨氏和黄公望的关系，较之王逢是更为密切的。台北故宫藏有伪本黄公望为杨氏所作的《铁崖图》，《式古堂画考》有至正十年（1350）“大痴为廉夫画”的所谓《铁崖图》，还有杨氏在辛丑年（1361）题黄大痴画等。所以不论《九珠峰翠图》是否黄公望为杨氏所画，而杨氏必不至于错认黄公望的画是可以肯定的。而通过我们的考证，杨维桢和王逢二则题跋之为真迹，对于肯定《九珠峰翠图》为黄公望真迹，各有其独立的证据价值。二者交证，更是铁证如山。

——整理自《中国书画》杂志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