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书法

胡适作为学者著作诸多，季羡林谨慎将胡适的学术著作粗略地分为六大类：

 《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这三篇文章一方面受到了乾嘉考据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了西方语言研究的影响，特别是"吾"、"我"、"尔"、"汝"这几个人称代词。汉字没有曲折变化，与西方不同。在西方语言中，人称代词有四格--主格、宾格、所有格和受事格--从字形上看，泾渭分明，而汉字格变只能表现在字变上，这点容易为不通西语者所疏忽。胡适通英语，对此敏感，才写出这样的文章。

胡适对归纳法发生了兴趣，也有所了解。同时胡适完全掌握了以中国文法与外国文法作比较研究的知识而受其实惠。于是胡适对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作了总结，而这些总结对他的作品是有影响的。

胡适是把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纳入他的"中国文艺复兴"的范畴之内的，同平常所理解的不同。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有四重目的：(1)研究问题，特殊的问题和当时迫切的问题；(2)输入学理，从海外输入那些适合我们作参考和比较研究用的学理；(3)整理国故(把三千年来支离破碎的古学，用科学方法做一番有系统的整理)；(4)再造文明，这是上三项综合起来的最后目的。

《胡适论学近著》有《说儒》一篇长达数万言的论文。胡适认为，"儒"字的原义是柔、弱、懦、软等等的意思。孔子和老子都属于被周灭掉的殷遗民的传教士。由于他们是亡国之民，他们不得不采取那种柔顺以取容的人生观。
    

唐德刚学者表示《说儒》不但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30年代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中国近代学术，以五四开其端，到30年代已臻成熟期。那时五四少年多已成熟，治学干扰不大，所以宜其辉煌。这个时期一过以至今日，中国再也没有第二个"30年代"。季羡林认为，唐先生对《说儒》的评价和对30年代学术的估价，是颇值得商榷的。《说儒》意思虽新颖，但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郭沫若就有文章反驳。所谓"30年代"的学术成就，不知何所指。当时日寇压境。举国同愤，也不能说"干扰不大"。

关于适之先生对神会和尚的研究和《水经注》的研究用半生以之。前者的用意在研究中国禅宗史，后者的用意在为戴震平反昭雪，其成绩都在《说儒》之上。

附：禅宗成就，胡适将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胡适的论断承载了日后的许多成果与成就。

胡适不喜欢"哲学史"这个词，而钟爱"思想史"这个词。不管是哲学，还是思
想，胡适都没有表示想创立独立的体系，严格地讲，胡适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季羡林给他杜撰了一个名词：行动思想家，或思想行动家。胡适毕生都在行动，是有思想基础的行动。"五四"运动在中国学术史上，中国文学史上，甚至中国政治史上，是空前的，执大旗作领袖的人物是胡适。

胡适的思想来源是复杂的，既有中国的传统思想，又有西方的古代一直到近代的思想，以后者为主。胡适真正的主要的思想是实验主义（实验主义是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叶流行于美国的有影响的大哲学派别之一的思想）。胡适赞赏“苏格拉底法则”。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他提出"三段论法"。所谓"三段"，指的是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段论法"又称"演绎推理法"，胡适经常讲他的方法是"归纳法"，就是针对这种演绎法而发的。胡适有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来源是杜威（美国哲学大师）一些思想加以简化和明确化了的。季羡林谦虚认为，在对西方的反应方面，胡适这个思想的来源还不仅限于杜威，还有尼采的影响在，他那"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名言，影响了整个世界。在对内方面，胡适也受到了影响，最突出的是宋代哲学家张载。

季羡林认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十个字，是胡适对思想和治学方法最大最重要的贡献。 

鲁迅、陈西滢都指责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胡适研究专家

 

 

 周质平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无积极推动的作用，还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乾嘉考证的老路。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又称文学革命。胡适到北大后通过讲堂和报刊（如《新青年》、《努力周报》、《晨报副刊》等等）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大力提倡“新文化”或“新思潮”。“左”倾思潮在1920年有逐渐压倒胡适的趋向。但胡适的思想还是在当时不少“左”倾青年的心中留下种子，几十年后又奇迹的出现。在先后读到的王元化、李慎之、舒芜几位先生晚年的文字，都明显透出“回向胡适”的信息。

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实现。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他从“五四”时期提倡“德先生”（民主）到晚年在台湾领导《自由中国》。他的自由主义的友人（文江、蒋廷黻、吴景超等等）在三十年代《独立评论》时期都一度发生了动摇，主张“专制”是“建国”的有效方法，“建国”成功以后再建立民主不迟。在争论中胡适不肯退让，他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真能造成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专制”——即使是“开明专制”——最后一定弄到强大的政府不受监督和制裁的地步。胡适的贡献在于“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他之开拓公共舆论的空间也就是对于他的政治理想的一种实践。他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是为了争取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

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余英时 

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举一小事称，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季羡林

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张中行

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梁实秋

孙中山先生和胡适之先生都是开这个五百年中西文化新运的旗手。如果濂洛关闽后继有人，他们都是一代媳妇，万代祖宗。如果游行之后，大旗卷起，那么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唐德刚

“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晚年章太炎笑评

胡适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只有上卷而没有下卷，被黄侃讥讽为缺失下面一截的太监，成了将没有完稿的小说、论著称为太监的起源。——

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鲁迅

鲁迅眼中的胡适。《新青年》时期的胡适，鲁迅持肯定、赞美态度。 他说：“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我佩服陈胡”。（《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商定稿件，又书信往来，互借图书资料，关系颇为亲密。鲁迅在《无声的中国》、《怎么写》等杂文中，称胡适是文学革新的最先“尝试”者，胡适的日记“一定该好得多”。读了胡适关于白话文的论着后，鲁迅赞其“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1922年8月21日致胡适信）但后来因为胡适主张青年学生埋头读书，少参与政治，加之与新月派文人陈源、梁实秋等的争执，以及胡适宣扬“好政府”主义，又受到逊位的皇帝溥仪、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的“垂询”，鲁迅遂与胡适分道扬镳。从1920年代中后期到1930年代中期，鲁迅对胡适成见日深，写了不少讽刺、批评胡的文章。左翼革命文学家鲁迅与右翼文化泰斗胡适，势不两立、水火不容。鲁迅对胡适由褒而贬，由扬而抑，由赞誉而至讽刺、排斥，连原先捧作“警辟之至”的《白话文学史》，后来都指为“也不见得好”了。

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胡适总结五四白话文学的成绩，称“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1922年时的胡适对鲁迅推崇备至，几乎把短篇小说的创作成绩归于鲁迅。对于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作家的抨击以至谩骂，胡适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见不闻”的淡定，不气，不急，不理会。迄今为止未见胡适回骂鲁迅的文字。当鲁迅遭到无端谩骂、人身攻击时，胡适却为鲁迅辩诬、主持公道。1936年11月，苏雪林致信蔡元培、胡适，对鲁迅大肆攻击。她说鲁迅“心理完全病态”，“人格卑污”，“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胡适于是年12月14日复信，告诫苏雪林“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批评她用“衣冠败类”、“奸恶小人”等字句“尤不成话”，“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胡适还告诉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在信中又提出如何正确评价人物的问题：“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胡适先生对学生罢课的态度是选择镇静主义，劝说学生安心学习，不要干政。他的观 点如下：1、近现代中国一直面临日本军事压制和威胁，在国家的军事实力上，理性的胡适认为中国决不具备对日作战的能力，倘与日冲突无异于以卵击石。学生惟有冷静镇定，坚苦学习的选择。清末民初的中国军力孱弱，要对付倭寇，实在希望微茫。当时平心静气地看，中国与日本实力有着宵壤之别，空喊作战，又有何益，主张镇定，这是他的理性主义态度使之然。2、一个国家真正之覆亡不在于军事之失败，而在于文化学术之灭亡，为了避免国家灭亡，我们应努力致力于国家的文化学术事业。3、罢课游行、请愿示威、通电宣言、标语口号，纯系一时情绪的渲泻，于实际的政治无益，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这些政治冲动妨害了学生的锻炼成材。[18] 

1938年，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内阁倍感压力，当时日本国内的社会舆论发起建议应该派三个人同时出任日本驻美大使，才可以抑制住胡适的能力。三个人分别是鹤见佑辅、石井菊次郎和松冈洋右。其中鹤见为文学专家、石井是经济专家、松冈则为雄辩家。 

根据诺贝尔奖官方资料库，胡适曾于1939年被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