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朝帝师翁同龢书法

清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翁同龢出生在北京城内石驸马大街罗圈胡同寓所。四岁时随祖母张太夫人及母亲许氏由京师回到故乡常熟。翁同龢自幼禀性好学，通读四书五经，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常熟县学游文书院。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应院试考中秀才。咸丰二年（185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人。

咸丰六年（1856年），殿试一甲一名，考中状元，授修撰，任实录馆协修。咸丰八年（1858年），任陕甘乡试副考官，旋授陕西学政。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任会试同考官。六月，擢升为右春坊右赞善。七月，任山西乡试正考官。十月，任日讲起居注官。父去世回去守孝，同治四年（1865年）期满，转左赞善升右中允，授命在弘德殿行走。同治五年（1866年），任翰林院侍讲。同治六年（1867年），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同治七年（1868年），任国子祭酒。同治九年（1870年），任太仆寺卿。同治十年（1871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同治十一年（1872年），赏头品顶戴。同治十三年（1874年），丁母忧期满，仍在弘德殿行走，补内阁学士。
 

光绪元年（1875年），任刑部右侍郎。

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皇上在毓庆宫致力于学，命与夏同善授读光绪帝，再辞，不允。随即迁任户部，充经筵讲官，晋都察院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调工部。

光绪五年（1879年），云南巡抚杜瑞联就云南非法军费报销一事，派崔尊彝和潘英章二人携巨款赴京打通关节。崔、潘二人进京后在军机处、户部四处活动，最后以向军机大臣周瑞清、王文韶、景廉和户部经办司员、书吏行贿8万两为条件，了结此项报销。

光绪六年（1880年），廷臣争俄约久不决，懿旨派惇亲王、醇亲王及同龢与潘祖廕每日在南书房看摺件电报，拟片进呈取进止，至俄约改定始止。

光绪八年（1882）十月，廷命翁同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翁同龢第一次出任军机大臣。翁同龢此次出任军机大臣，主要参与了两项重大政治活动。一是参与处理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二是参与中法越南交涉事宜。翁同龢因曾国藩及李鸿章曾经检举其兄，因而终身与李鸿章有私怨。任户部尚书期间，处处刁难北洋水师。

光绪十年（1884年），法越事起，翁同龢主张一面进兵，一面与议，庶有所备。又言刘永福不足恃，非增重兵出关不可。旋与军机王大臣同罢，仍直毓庆宫。前后充会试总裁、顺天乡试考官，两蒙赐“寿”，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紫缰。尝请假修墓，传旨海上风险，命驰驿回京，恩眷甚笃。

光绪十六年（1890年），户部上奏，以海军规模已具和国家度支艰难为由，请求暂停海军向国外购买军火，致使北洋海军的发展就此停滞，落于世界之后。当时有一副讥讽对联描写二人：“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合肥”指安徽合肥的李鸿章，下联“常熟”即江苏常熟的翁同龢。李翁二人的恩怨直接导致日后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失利，当时英国人建议中国:“必添购快船两艘，方能备日制胜”，未料翁同龢不断拖延，两艘快船为日本购去，新日舰速度快、炮门多，其中一艘日舰“吉野号”成为甲午战争中击沉中国舰队最多的船舰。

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再任军机大臣，深得光绪帝信任。在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次年，清军战败，中日和议期间，翁同龢与李鸿藻极力反对割地，指出：“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又联合俄、英、德三国谋阻割地，最终情势无法挽回。次年，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协办大学士，兼任户部尚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皇上开始召用主事康有为，议行新政。四月，朱谕且每於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八月，发动政变，太后复训政。十月，又奉朱谕，革职，永不叙用。

光绪三十年（1904年），卒于家，年享七十有五。宣统元年（1909年），诏复原官，后追谥文恭。

自隋朝开科考试至晚清的1200年间，状元难计其数。然而，中国的历史却不是在学术考试中获取高功名的状元们书写的。在状元们纷纷被历史的烟尘掩埋的时候，有限的几位状元，却为后代留下了显赫的历史功绩，而翁同龢就是其中的一个。

翁同龢中状元后，被授为修撰，在翰林院供职，参加庶吉士学习。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正在参加庶吉士学习的翁同龢被咸丰皇帝破格任命为副考官，奉命典试陕西，正考官则是翁同龢的好友潘祖荫。这对翁同龢来说，是一种殊荣。可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热情，因不久前他的爱妻汤孟淑不幸病逝，此时的翁同龢仍沉浸在悲痛之中。但圣命不可违，且按规定考官必须准时到达考点，容不得半点推延。七月底，翁同龢极力克制自己，打点行装，辞别亲友，同潘祖荫一同踏上了西去陕西的旅途，经近一个月的车马劳顿，到达陕西省城西安。八月中旬考试开始，翁、潘二人坐堂主考，巡察整个考场，要求极为严格。十月初，翁同龢带病上任，足迹遍布800里川，经过两个多月的劳累，至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视学完毕。鉴于病魔缠身，他便上书奏请开缺。

咸丰九年（1859年）一月，皇上恩准翁同龢开缺，返京调养。回京后的第三年，同治元年（1862年）翁同龢被任命为乡试正考官，典试山西。这以后，他曾多次涉及文衡，屡次充任考官，所以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为清王朝选拔了大批人才。

翁同龢之崛起，自然得益于其父翁心存。翁心存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后为同治帝师。自此，翁氏家族进入鼎盛时期，称“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既然百分之四十一的清朝状元都来自江苏等吴地，翁家的兴盛，自是情理之中。在道、咸、同、光四朝，翁氏两代累任高官。当咸丰六年（1856年）翁同龢以27岁中一甲一名进士后，便擢任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接替父业，入值弘德殿，为同治师傅，前后教读九年。同治病逝后，光绪继位，慈禧又命翁同龢入值毓庆宫，为光绪师傅。

从教授光绪启蒙识字到被撤职回乡，翁同龢与皇帝之间以师生关系相处长达24年。仅凭这层关系，翁同龢定能在晚清内政外交中发挥重大作用。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时期，翁同龢与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等官僚士绅形成了与后党抗衡的帝党集团，进一步加强了在政坛中的地位。

举凡翁同龢为官六十年所做大事，有：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卷入甲午战争洪流；支持盛宣怀等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户部拨100万两“生息官款”存于中国通商银行，实际上也成为开办伊始的中国通商银行的最初营运资金；再就是举荐康梁等维新人才，亲自草拟《明定国是诏》。

清末光绪年间统治阶级内部的清流派，前清流多北方人，称“北派”；后清流多南方人，称“南派”。前清流形成于光绪初年，中法战争结束前后，前清流对慈禧太后已失去存在的意义，宣告瓦解。1894年中日战争前夕，以日本侵略朝鲜为背景，一部分坚决主张抵抗日本侵略并反对当时弊政的言官和名士，纷纷投靠户部尚书翁同龢门下，形成后清流派。其中以侍读学士文廷式、礼部侍郎志锐和“南通才子”张謇为骨干，国子监祭酒盛昱、刑部主事沈曾植以及翰林院编修王仁堪、黄绍箕、丁立钧、李文田等均为其中健将。且翁同龢为光绪帝师傅，志锐为光绪帝爱妃珍妃兄长，文廷式为珍妃师傅，因此该派属于帝党的一部分。与前清流一样，主张“厉以风节”，反对贪官污吏；敢于揭露弊政，甚至有时还直接指责慈禧太后。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力主反击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多次斥责李鸿章“避战自保”。  甲午战争中，因与李鸿章有隙，被人怀疑故意掐断了北洋舰队的粮饷与军火，导致甲午海战大败。

翁同龢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谭延闿、泽闿兄弟曾刻成《春及草庐藏翁氏墨迹》行世。

翁同龢早年从习欧、楮、柳、赵，书法崇尚瘦劲；中年转学颜体，取其浑厚，又兼学苏轼、米芾，书出新意；晚年得力于北碑，平淡中见精神。他博采众长，对唐代颜真卿和北魏碑版潜心揣摩，参以己意，并吸收刘墉、钱沣、何绍基等人之长，将赵子昂、董其昌的柔和流畅溶入其中。他深得颜真卿书法之精髓，写出具有自己个性的书法艺术作品，从而形成了翁字的独特书风，成为晚清颇具影响的书法家。

翁同龢在京为官四十多年，平生喜藏书，居官朝中时常去琉璃厂访书，陆续购进许多好书。其中有乾隆进士、嘉庆帝师彭元瑞的知圣道斋藏书，怡亲王死后流散出府的乐善堂旧藏，其中不乏极其珍贵的海内孤本。所藏南宋《松桂堂帖》，为明末睢阳袁枢（袁可立子）、袁赋谌父子家藏精品，得以流传至今。只可惜翁同龢在考证睢阳袁氏旧藏南宋《松桂堂帖》时，跋语中竟因资料匮乏无考睢阳袁氏而将袁伯应（袁可立子袁枢）和袁赋谌（袁可立次孙）误断“其为一人无疑也”的千古学术错误。清朝末年，时值战乱，公私藏书多有散出，现存翁氏藏书的主要部分，都为此时购入。其所收藏的一批秘籍，被学界认为“学人仰望而不知其存否的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善本，以国内标准论应属国宝级重要文物，是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国内外图书馆所无的珍籍”。翁同龢富藏书；诗文简炼凝重；书法纵横跌宕，力透纸背，有颜真卿风骨。

家世代富藏书，称清末民初中国著名藏书家之一，他寓居京师时，左图右史，典籍充栋。藏书室有“一经堂”、“韵斋”，在家乡祖居有“宝瓠斋”，自己筑有“瓶庐”。戊戌变法失败后，革职归里，典籍碑帖，悉留于京师旧居，家藏抄本多，其收藏的宋元刊本数百种，且珍秘罕见。如宋版孤本《集韵》《会昌一品诗集》《丁卯集》《嵩山居士集》《施顾注苏诗》、《长短经》《愣严经》等，世无二本。去世后，藏书中的精品包括《翁同龢日记》和《自定年谱》手稿悉归翁之廉珍藏，秘不示人。藏书由侄孙翁弢夫续管。弢夫去世后，子翁之熹珍藏遗书又数十年。解放后，北京图书馆赵万里研究员劝翁之熹将藏书归公，翁之熹慨然答应。翁氏藏书，遂尽归于北京图书馆。藏书印有“叔平所得金石文字”、“松禅”、“松禅居士”、“翁同龢观”、“常熟翁同龢藏本”、“虞山揽秀堂翁氏藏书”等。拓晓堂著有《翁同龢鉴藏大系略稿》对其藏书事迹有记载。

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十四日，“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两太后谕令翁同龢为弘德殿行走，同工部尚书倭仁、翰林院编修李鸿藻、实录馆协修徐桐负责教育年
仅10岁的同治皇帝。充任帝师，这是朝廷对翁同龢的器重和信赖，翁同龢非常高兴，向两太后表示，一定竭尽全力，辅导皇上，报答皇恩。十月十七日，翁同龢、倭仁和徐桐第一次进宫授读。天刚刚廉亮，翁同龢就来到弘德殿候驾，倭仁、徐桐也随后来到。待同治帝驾到，翁同龢等立即向前行君臣大礼，同治帝喊了一声“师傅”，随后君臣趋步进入书房。同治帝坐两面东，师傅们坐东面西，一天的授读正式开始。

这一天首先授读的是倭仁和徐桐，讲授的是《尚书》和《孟子》的有关章节。膳后，翁同龢接着讲授，他讲的是《帝鉴图说》。此书内容更深，但图文并茂。翁同龢针对同治帝年幼的特点，深入浅出，使同治帝听得津津有味，深深佩服翁同龢的学问，翁同龢第一次授读成功。

翁同龢讲完《帝鉴图说》后，又给同治帝讲授了《圣祖廷训格言》《清朝开国方》《经史语录》《毛诗》《孝经》等课程，并指导同治帝学诗作论。

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还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一书的有关章节。对翁同龢来讲，给垂帘听政、掌握实权的两宫皇太后进讲比给年幼无知的同治帝进讲更为荣耀，但一旦出错，不但贻笑士林，而且有可能被革职为民，身败名裂。因此，在第一次给两宫皇太后进讲的前夜，他将要进讲的内容温习再三，几乎一夜没睡。他第一次进讲的题目是《宋孝宗与大臣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在进讲中，翁同龢反复阐述了君主虚怀纳谏、礼贤下士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讲得不仅仪节规矩大方，而且思路清晰、语言流利、剖析精当，两宫皇太后及在场王公大臣无不感到满意。此后，他还给两宫皇太后进讲了关于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迹的15个专题。在进讲这些专题时，他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并借两太后的提问，根据个人所见所闻，如实陈述，大胆批评当朝弊政，并相应提出改正意见，其中许多意见后来被采纳。他如此敢于直言进谏，这在当朝上大夫中是极少见的。

同治十年（1871年），正当翁同龢为进讲再作努力之时，其母许氏病逝，翁同龢上奏获准回籍治丧，离开弘德殿上书房，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治丧期满才回京复职，再次入值弘德殿，担任同治帝师傅，直到同治十三年（1787年）十二月，同治皇帝病逝，翁同龢也随之结束了弘德殿行走的帝师生活。

翁同龢在任刑部右侍郎期间，处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为当时轰动全国、百余年来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

光绪元年（1875年），翁同龢署刑部右侍郎。次年四月，受命教授光绪帝读书。不久，迁户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晋都察院左都御史。历任刑部、工部尚书。光绪八年（1882年），充任军机大臣。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中，主张进兵结合谈判，不可一味依仗刘永福之黑旗军。不久，罢直军机。历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紫缰。

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浙江绅士汪树屏等以“复审疑狱有官员间相袒护的事实”联名向都察院控诉。于是皇帝和太后开始关注此案。此时，恰值翁同龢擢升刑部右侍郎，直接负责重大案件的审办，他细阅全部案卷，发现供词与诉状的疑点和漏洞甚多。在询阅了杨乃武姐姐的呈词和浙江绅士的联名控诉，走访了浙江籍的京官，听取了刑部经办人员的各种意见之后，经过认真研究，讯问犯人，调查证人，重新检验尸骨，终于查清葛品连系病死而非中毒死亡。至此，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得以平反。办理此案的大小官员以及做伪证的证人全部受到惩治。

此案可谓晚清中国狱讼、法制体系自我完善的典型。而翁同龢忠于职责、为平民平反的职业精神，也可谓一代帝师应有的风范。

甲午败后，翁同龢千方百计逃避责任，将失败的原因推到李鸿章的头上，认为李接战不力，甚至提议将其斩首，此外还称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挪用了海军军费，其实北洋水师多年未添寸舰，完全是翁同龢等人裁撤相关经费的结果，却把污水泼到慈禧的头上，因此为“后党”深恨。

但罢免翁同龢，最终还是光绪的决定，一是此时光绪与康有为接触甚密，翁同龢为了争宠，向光绪进谗言，作为康有为的推荐者，此举实不高明，给光绪留下出尔反尔的印象；二是翁同龢以帝师自居，对光绪言语失礼，据时人记载称，一次与光绪争执，翁同龢竟持砚投光绪，虽未击中，但墨汁溅在光绪衣服上，此说虽属孤证，但翁的跋扈应属公开的秘密。

《清史稿·翁同龢传》：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

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康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

清末民初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泉币学家、藏书家杨守敬（《学书迩言》）：松禅学颜平原（颜真卿），老苍之至，无一雅笔。同治、光绪间推为第一，洵不诬也。

晚清官员谭钟麟：本朝诸名家，直突平原（颜真卿）之上，与宋四家驰骋者，南园（钱沣）、道州（何绍基）、常熟（翁同龢）而已。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先行：翁同龢是对晚清中国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长期以来，人们对他与戊戌维新关系的了解并不全面。清末从康有为开始就对翁氏早期活动评价不够准确。其实，翁氏思想在甲午战争前后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甲午战争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他走向更张旧制的道路，在戊戌变法中极力拔擢维新派人士。这一转变，才是历史的原貌。

晚晴《外交报》《东方杂志》编辑、《清稗类钞》作者徐珂：①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翁方纲）、南园（